今天，我们来说一个古老的话题，家庭负债。生而为人，活在社会，离不开债务。进入2018年以来，在中国，它似乎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热点话题。居民杠杆，成了治理的重点!
齐泽克在《天堂里的麻烦》里说，“尼采认为在较原始的社会里，人对他人的债务既有限又是可以一笔勾销的，当历史进入帝国时代和单神宗教时代后，人对社会和宗教的债务实际上变得无法还清……债务不仅有了伦理的内涵，而且还能牢牢牵制每个人过去和未来行为，所以债务成为了最强有力的统治工具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所要求的不过是将之世俗化。”
在去杠杆的背景下，政府、企业、家庭等国民经济部门情况如何?
首先来看政府部门。在两会期间，时任财政部部长肖捷回应，截至2017年末，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9.95万亿元，其中中央财政国债余额13.48万亿元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.47万亿元。政府负债率(即：债务余额占GDP比重)为36.2%，较2016年下降0.5%。他说，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，国际上也是公认的。
再来看非金融企业部门。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初发布的《2017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》显示，2017年末，本外币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8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8%，增速比上年末高0.5个百分点;全年增加6.6万亿元，同比多增8454亿元。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率为97.9%。2017年，中国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了2.5个百分点，但结构有所改善。
3月24日，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主旨演讲中表示，在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中，中国的杠杆率不算很高，但中国的非金融公司的杠杆率是非常高的。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比较突出的。他说，数据表明，中国的债务和杠杆率并不是非常严重，而且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。
然后，来看居民部门。1996年中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%，2008年也仅为18%，2016年达到44.4%，2017年已经超过54%，在主要经济体中属于中等水平，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一数值尚未考虑住房公积金贷款和P2P、现金贷等贷款。
发达经济体中，美国(79%)、英国(88%)、欧元区(59%)、日本(58%)等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均超过中国，瑞士、澳大利亚、丹麦、荷兰、挪威、加拿大等甚至超过了100%。我国居民债务水平比德国、奥地利、意大利还要高，甚至接近日本、法国的水平。所以，我国“未富先老”现象之后，是“未富先债”。
在新兴经济体中，阿根廷居民杠杆率不到10%，印度仅11%，俄罗斯为16%，墨西哥为17%，巴西为22%，均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。
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%上升到50%以上用了接近40年的时间，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，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飙升速度之快可见一斑。所以，监管层注意到居民杠杆率问题，可能更多的关注点是在速度上，而非绝对值或相对值。
在2017年全国新增的人民币贷款中，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5.3万亿元;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6.71万亿元。几乎并驾齐驱。从贷款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来看，居民部门贷款占比逐年上升，2017年末已达到33.3%。
美国在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前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130%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曾在120%的高位，但随后均爆发了危机，当前均回落至100%左右。商业银行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，从2006年18.5%暴涨至2017年8月的77.1%。甚至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，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已经接近90%，甚至是100%。
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《中国住房发展报告(2017-2018)》显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我国居民购房抵押率上升至50%，已接近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。消费性贷款和公积金贷款合计占了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八成以上，而经营性贷款比重不超过15%。2017年末，国内本外币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达31.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5.8%，增速比上年末低6.4个百分点，全年增加6.5万亿元，同比多增3693亿元;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达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1%，增速比上年末上升5个百分点，全年增加6625亿元，同比多增4316亿元。
2017年12月末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32.2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0.9%，增速比上年末回落6.1个百分点，全年增加5.56万亿元，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41.1%，比2016年占比低3.7个百分点。其中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.8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2.2%，增速比上年末回落14.5个百分点。
2015~2017年这三年，就占2008~2017年这十年个人房贷总额的53%。2016年是增长最快的一年，比上年同期增长35%。2017年，房地产贷款余额为32.25亿元，M2余额为167.68亿元，占比19.23%，也就是相当于房地产对“印钞”的贡献接近于20%。
3月24日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“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”上表示，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问题，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反应。中国储蓄增速从2010年的16%下降到了2017年的7.7%，同期，居民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从25.4%下降了近一半至12.7%。理财、信托、互联网理财都分流了存款。2016、2017年居民贷款增量连续超过居民存款增量，中国居民由资金的供给方转变为资金的需求方。
抑制杠杆率意味着抑制新增贷款的疯狂增长。事实上，对于大部分购房者来说，从去年3月各地楼市调控加码之后已经领教到贷款的难度直线上升。进入2018年，媒体在加大力量宣传，银保监会的工作重点是居民去杠杆。
上半部分，我们分析了宏观数据。下半部分我们聊聊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笔者个人的感觉是，现在经营一个家庭越来越像经营一个公司。家庭部门本来就是与企业部门“平起平坐”的国民经济部门。除了不关注利润，资产负债和现金流，都成了家庭经营的常用名词。修身齐家，事业家庭本就分不开，还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创业家庭，更是公司、家庭两头都要计算。事业和家庭本不是平衡的问题，而是共同奋进的问题。
改革开放年代，现代都市人，尽早成家立业，通常能抓住先机，收获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。凡事趁早，成了国人的信仰，也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成长起来的人们共有的经验主义。成名趁早，买房趁早，事业趁早……
你选择哪个城市，经过多年打拼和积累，时间空间优势就能体现在个人和家庭成绩上。去北上广深要趁早，在2000年头上就去打拼，就能收割户口红利和楼市红利，可能还有教育红利和育儿红利。而现在这些城市已经从发展期进入成熟期，诸多红利正在消失，就连原来的北京上海户口高考录取名额的优势，都在渐渐消失殆尽。而此时此刻，全中国正在上演抢人大战。有人说，年轻人才是印钞机。
去新一线城市也要趁早，现在这些城市房价也高企，杭州、成都等等莫不如此。想要从北上广深逃离，却发现三四线城市也进入了梯级发展的新周期，仿佛地王们都跑到那里兴风作浪。
所以这个时代，有主见且能坚持的人才能胜利，不然，只能六神无主，茫然四顾。这个时代的最强实力，还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。这种精神，渗透进事业里，也渗透进家庭的传承和发展里，比如不断投入资源发展自己的人力资本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。
笔者身边很多在一线城市奋斗的80后，都扛着大几百万甚至千万的房贷，有时候会慌张，但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因为贷得到(需提供给银行两倍以上还款额的流水)，并且还得起，就表明自己正在一条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上。90后在秦朔朋友圈文章《房贷利率上升，调控大棒之下刚需何去何从?》的评论区留言感慨，想要刚需买房，却已经没了贷款优惠。作为居民唯一能便捷享受的普惠性的金融服务，正在渐行渐远。而银行们也在说，居民的房贷和消费贷，银行真的赚不到钱。
买房买车、上学的名额和各种资格，就像公司牌照一样，使得中青年人变成了只能一路向前，不断探索可能性的群体，这个时代的成家立业精神啊，充满了一丝悲情。所有人都变得市场化了，弦蹦得很紧，不敢让自己生病，更不敢让自己休息，焦虑充斥着城市。为什么中年男人最怕死，因为他们责任重大。
唐代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里写道：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
你看连莺莺燕燕都在为家庭忙碌，而债务是泥沼，奋斗是马蹄声。人们最爱的东西，都要静下来，没有那么多被驱赶着的欲望和获得感，才能享受得到。
也许，得到是好的，也许得不到也是好的。无为而无不为，在这个变化出乎人们想象的年代，我们书写自己的命运轨迹，也见证这个绝不平庸的时代。
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人间烟火后都是孤独。
我们终于小富了，但却小富不安。
今天，我们来说一个古老的话题，家庭负债。生而为人，活在社会，离不开债务。进入2018年以来，在中国，它似乎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热点话题。居民杠杆，成了治理的重点!
齐泽克在《天堂里的麻烦》里说，“尼采认为在较原始的社会里，人对他人的债务既有限又是可以一笔勾销的，当历史进入帝国时代和单神宗教时代后，人对社会和宗教的债务实际上变得无法还清……债务不仅有了伦理的内涵，而且还能牢牢牵制每个人过去和未来行为，所以债务成为了最强有力的统治工具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所要求的不过是将之世俗化。”
在去杠杆的背景下，政府、企业、家庭等国民经济部门情况如何?
首先来看政府部门。在两会期间，时任财政部部长肖捷回应，截至2017年末，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9.95万亿元，其中中央财政国债余额13.48万亿元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.47万亿元。政府负债率(即：债务余额占GDP比重)为36.2%，较2016年下降0.5%。他说，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，国际上也是公认的。
再来看非金融企业部门。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初发布的《2017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》显示，2017年末，本外币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8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8%，增速比上年末高0.5个百分点;全年增加6.6万亿元，同比多增8454亿元。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率为97.9%。2017年，中国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了2.5个百分点，但结构有所改善。
3月24日，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主旨演讲中表示，在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中，中国的杠杆率不算很高，但中国的非金融公司的杠杆率是非常高的。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比较突出的。他说，数据表明，中国的债务和杠杆率并不是非常严重，而且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。
然后，来看居民部门。1996年中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%，2008年也仅为18%，2016年达到44.4%，2017年已经超过54%，在主要经济体中属于中等水平，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一数值尚未考虑住房公积金贷款和P2P、现金贷等贷款。
发达经济体中，美国(79%)、英国(88%)、欧元区(59%)、日本(58%)等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均超过中国，瑞士、澳大利亚、丹麦、荷兰、挪威、加拿大等甚至超过了100%。我国居民债务水平比德国、奥地利、意大利还要高，甚至接近日本、法国的水平。所以，我国“未富先老”现象之后，是“未富先债”。
在新兴经济体中，阿根廷居民杠杆率不到10%，印度仅11%，俄罗斯为16%，墨西哥为17%，巴西为22%，均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。
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%上升到50%以上用了接近40年的时间，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，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飙升速度之快可见一斑。所以，监管层注意到居民杠杆率问题，可能更多的关注点是在速度上，而非绝对值或相对值。
在2017年全国新增的人民币贷款中，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5.3万亿元;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6.71万亿元。几乎并驾齐驱。从贷款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来看，居民部门贷款占比逐年上升，2017年末已达到33.3%。
美国在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前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130%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曾在120%的高位，但随后均爆发了危机，当前均回落至100%左右。商业银行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，从2006年18.5%暴涨至2017年8月的77.1%。甚至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，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已经接近90%，甚至是100%。
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《中国住房发展报告(2017-2018)》显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我国居民购房抵押率上升至50%，已接近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。消费性贷款和公积金贷款合计占了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八成以上，而经营性贷款比重不超过15%。2017年末，国内本外币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达31.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5.8%，增速比上年末低6.4个百分点，全年增加6.5万亿元，同比多增3693亿元;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达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1%，增速比上年末上升5个百分点，全年增加6625亿元，同比多增4316亿元。
2017年12月末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32.2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0.9%，增速比上年末回落6.1个百分点，全年增加5.56万亿元，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41.1%，比2016年占比低3.7个百分点。其中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.8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2.2%，增速比上年末回落14.5个百分点。
2015~2017年这三年，就占2008~2017年这十年个人房贷总额的53%。2016年是增长最快的一年，比上年同期增长35%。2017年，房地产贷款余额为32.25亿元，M2余额为167.68亿元，占比19.23%，也就是相当于房地产对“印钞”的贡献接近于20%。
3月24日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“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”上表示，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居民储蓄率问题，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反应。中国储蓄增速从2010年的16%下降到了2017年的7.7%，同期，居民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从25.4%下降了近一半至12.7%。理财、信托、互联网理财都分流了存款。2016、2017年居民贷款增量连续超过居民存款增量，中国居民由资金的供给方转变为资金的需求方。
抑制杠杆率意味着抑制新增贷款的疯狂增长。事实上，对于大部分购房者来说，从去年3月各地楼市调控加码之后已经领教到贷款的难度直线上升。进入2018年，媒体在加大力量宣传，银保监会的工作重点是居民去杠杆。
上半部分，我们分析了宏观数据。下半部分我们聊聊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笔者个人的感觉是，现在经营一个家庭越来越像经营一个公司。家庭部门本来就是与企业部门“平起平坐”的国民经济部门。除了不关注利润，资产负债和现金流，都成了家庭经营的常用名词。修身齐家，事业家庭本就分不开，还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创业家庭，更是公司、家庭两头都要计算。事业和家庭本不是平衡的问题，而是共同奋进的问题。
改革开放年代，现代都市人，尽早成家立业，通常能抓住先机，收获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。凡事趁早，成了国人的信仰，也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成长起来的人们共有的经验主义。成名趁早，买房趁早，事业趁早……
你选择哪个城市，经过多年打拼和积累，时间空间优势就能体现在个人和家庭成绩上。去北上广深要趁早，在2000年头上就去打拼，就能收割户口红利和楼市红利，可能还有教育红利和育儿红利。而现在这些城市已经从发展期进入成熟期，诸多红利正在消失，就连原来的北京上海户口高考录取名额的优势，都在渐渐消失殆尽。而此时此刻，全中国正在上演抢人大战。有人说，年轻人才是印钞机。
去新一线城市也要趁早，现在这些城市房价也高企，杭州、成都等等莫不如此。想要从北上广深逃离，却发现三四线城市也进入了梯级发展的新周期，仿佛地王们都跑到那里兴风作浪。
所以这个时代，有主见且能坚持的人才能胜利，不然，只能六神无主，茫然四顾。这个时代的最强实力，还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。这种精神，渗透进事业里，也渗透进家庭的传承和发展里，比如不断投入资源发展自己的人力资本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。
笔者身边很多在一线城市奋斗的80后，都扛着大几百万甚至千万的房贷，有时候会慌张，但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因为贷得到(需提供给银行两倍以上还款额的流水)，并且还得起，就表明自己正在一条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上。90后在秦朔朋友圈文章《房贷利率上升，调控大棒之下刚需何去何从?》的评论区留言感慨，想要刚需买房，却已经没了贷款优惠。作为居民唯一能便捷享受的普惠性的金融服务，正在渐行渐远。而银行们也在说，居民的房贷和消费贷，银行真的赚不到钱。
买房买车、上学的名额和各种资格，就像公司牌照一样，使得中青年人变成了只能一路向前，不断探索可能性的群体，这个时代的成家立业精神啊，充满了一丝悲情。所有人都变得市场化了，弦蹦得很紧，不敢让自己生病，更不敢让自己休息，焦虑充斥着城市。为什么中年男人最怕死，因为他们责任重大。
唐代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里写道：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
你看连莺莺燕燕都在为家庭忙碌，而债务是泥沼，奋斗是马蹄声。人们最爱的东西，都要静下来，没有那么多被驱赶着的欲望和获得感，才能享受得到。
也许，得到是好的，也许得不到也是好的。无为而无不为，在这个变化出乎人们想象的年代，我们书写自己的命运轨迹，也见证这个绝不平庸的时代。
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人间烟火后都是孤独。
我们终于小富了，但却小富不安。